第三十六节 北魏均田之缘起及其制度

住国之分田，同于行国之分牧，徙大宗之民而不设法安插，使有所资生，势必致地方不宁，封建统治者头脑如稍为清醒，当能见及；例如北魏天兴元年（三九八），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盛乐），给以耕牛，计口受田，（《魏书》[226]二）又永兴五年（四一三），徙越勤倍泥部二万余家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同上三）此乃应有之措施，其细则虽不得而详，然吾人如能深味此二事之动机，对于后来太和何以均田，便不难了解。 北魏孝文太和九年（四八五），特诏均天下之田，诏曰：“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魏书》七上）此一制度大致维持至唐天宝之末（七五五），几达二百七十载，可说是我国中古经济之一次大变革。 魏朝有此变革，或以为根于鲜卑族之野蛮性，且当日土地荒废，人口稀薄，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大破坏，均引起均田制之条件[227]。又或谓受占田之影响[228]，然均田与占田本质不同[229]。前一说虽有相当之理由，究其实则促成此巨大改制者尚有三端：（甲）鲜卑来自漠北，应多少受突厥族文化之影响；突厥旧习节级分地，行国分牧转入住国则为分田，故北魏之均田，实执行漠北旧俗之变相。（乙）孝文以太和十九迁都洛阳，南徙之心，蓄之谅非一日，假使部人来至新都，并无寸土，不徒益激本族大多数之反抗，抑亦无以资生。再看“新居三口给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