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稿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我在北京（当时名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老师讲述魏晋南北朝史时，所作的笔记。整理时，参考了五十年代高教部代印的、陈老师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述两晋南北朝史时所编的引文资料，及一九八〇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編》等有关的论文，力求符合陈老师的观点。虽然如此，本稿终究是一笔记，不能说是陈老师的著作。在本稿中，不符合陈老师观点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这要由我负责。 陈老师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陈老师的学问博大精深，兼解十余种语言文字，为国内外所熟知，无待我来讲。我当年感觉最深的是，陈老师治学，能将文、史、哲、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发明，因而能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发现。而每一个新见解，新发现，都有众多的史料作根据，科学性、说服力很强。因此，陈老师能不断地把史学推向前进。那时我便想如果能把把陈老师这种治学方法学到手上，也是得益不浅的，更不消说学问了。 这次整理魏晋南北朝史的听课笔记，我惊异地发现：阶级分析和集团分析（实际上也是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竟贯穿在陈老师的全部讲述之中。第一篇便是《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这可说明陈老师研究历史，在方法论上达到了何种高度。可以这样说：陈老师不仅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且是资产阶级史学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桥梁。我想这样说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