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十几年来，中国著述界发见一部万人赞赏的“大著作”，即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到底怎样，除梁启超一篇几千字的评论外，简直没有人做过有系统的详细的估计，所谓“万人赞赏”不过像戏院中捧场的朋友们，提起嗓子，一唱百合地叫几声“好，好，好”罢了！ 中国的所谓学者，尤其是所谓哲学家，对于这样一部风行全国和影响最大的著作，仅止于简单的叫好，而无详尽的批评，这不独对不起一般读者，并且也对不起作者，不独会使一般读者发生盲从的倾向，并且也会使作者发生矜夸的倾向，于是学术因磨砺而愈益进步的现象从此消灭了。现在专就作者而论，只要看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国故与打鬼》中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它因批评界的溺职，呈出一种何等骄傲自满的态度：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这段话的最后几句，即使出于读者之口，已不免是没有分寸的拍马，至出于作者之口，那简直是信口开河的吹牛了！当我看到这里时，不禁为萎靡不振惨淡无光的中国学术界抽一口冷气，觉得批评事业是目前最切要的企图，比其他一切译著都来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