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众师异说时期
《中国佛教史》·周叔迦
第七节 梁陈的佛教(502--589) 萧衍的崇佛 两晋之时,佛教的弘传,在南方是崇尚佛理,在北国是尊重僧德。而南方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沙门与士大夫阶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优礼只是随顺士大夫阶层的风尚。宋文帝与何尚之的问答最足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中对佛教的不同观念。文帝说:“朕少时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以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文帝不同意范谢的意见而赞美颜延之的《释性论》、宗炳的《难黑白论》。以为佛教“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何尚之也引慧远的言论说:“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而以为“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高僧传·慧严传》)。可见在晋宋之时有两种见解,一种是认为佛教只重在个人的灵性而无裨于政治,一种是认为佛教直接有助于教化。当时在统治阶级中虽有一部分人认为佛教可以利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然而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宗教,其初期的发展主要是靠僧众的努力,所宣传的教义如慈悲、平等诸观念,并不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将佛教完全控制于统治者之手,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符合于统治者的要求,在南方是自梁代萧衍开始的。 梁武帝萧衍,最初研究儒学,既而信奉道教,三十九岁接管了齐代的政权。三年之后,于天监三年(504)下诏舍道奉佛。天监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