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般若思想时期

第三节 西晋的佛教(265口316) 义学的萌芽 佛教传人中国，自东汉以至三国，近二百年。在此时期内，在统治阶级内，帝王虽有汉明帝的求法，汉桓帝之祠浮图，贵族有楚王英之尚仁祠，陈思王之创梵呗，乃至笮融之大兴浮屠，在学术方面有安息、月支两派的传译，在创作方面有牟融的《理惑论》、严佛调的《十慧章句》，毕竟所传译的经论大多是支派别生，很少大部全本；当时对于佛教的微言奥义，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在法令上是禁止汉人出家，对佛教是采取抑制的态度。当时虽然在个别地区有部分群众对于佛教乐于信奉，而就全社会来说，僧尼不多，寺院很少，佛教的影响不大。所以唐法琳在所着《辩正论》中叙“十代君王三公宰辅通经博识敬信佛者”是自西晋开始而不及东汉三国。论中说：“西晋二京(长安、洛阳)合寺一百八十所。”《魏书·释老志》云，晋世洛中有佛图四十二所，译经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余人。中国传统的观念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当时这三千多僧尼，由于出了家，便成无籍之民，王法所不拘，徭役所不及，不但不敬君王，而且受君王所尊敬，因此僧侣的社会地位受到特别重视。加以般若思想的发展，用“性空无我”的原则给三世因果以哲理的说明，与当时兴起的玄学恰好相得益彰，于是知识分子也有出家为僧的，而出家之禁废弛了。在西晋的短短五十年中佛教是由斋祀而向义解的转化时期，也就是义学萌芽时期。 般若思想的发展 般若是梵语，义为智慧。《般若经》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