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前几天余上沅先生来向我说，《茶花女》一剧已由北平小戏院排演完好，不久就可以公演。这当然是给我一个很可喜的消息。但同时余先生要我以原译者的资格做篇文章，却不免叫我感觉到相当的困难。近几年来，我因为个人兴趣的转移，文艺之事久已不谈，谈起来也往往别扭，叫我说些什么话好呢。然而余先生要我说，又不好意思不说，只得离开了文艺，瞎说些不相干的话，作为交卷。 《茶花女》译本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零三个月的时光了。在这六年零三个月之中，打算排演这一本戏的，有过好多起人。最早的一起是赵元任兄和清华的几位同学，可是只大致谈了一谈，并没有具体进行。其次是某剧社同人，他们派代表来和我接洽，要我帮忙，我答应了，他们就要求我代向北新书局赊欠二十本《茶花女》以为排演之用；但结果剧并没有排成，剧社及剧社同人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只由我代付了二十本书价了事。其次是又一某剧社，他们写信给我说要排演此剧，请我同意，并担任指导。我回信说：“指导不敢当，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本领和工夫；倘能请余上沅熊佛西两先生担任导演，我就很放心，可以完全同意；到公演时，请送我二十张剧票，我就很感谢了。”这信去后，第二天就接到一封回信，大意是：“你有指导青年的责任，不该躲懒；你愿意对着余上沅熊佛西拜倒，我们却不愿意；你说你要二十张剧票，大约你的译本，只值得二十张剧票罢了。”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得拉倒，吹台！去年夏季，有位朋友从南方来，说南京党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