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文学之革命》·钱玄同
纪年是历史上一种很重要的符号。有了这种符号,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见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所以必须有一种能够永久继续的纪年法,才能适用。中国向来,是用皇帝来纪年。皇帝配不配拿来纪年,还是第二个问题。单从一个皇帝改一次元来说,已经可以证明这种纪年在历史上全无用处。何况一个皇帝还不止改一次元?像那武则天,做了二十一年的皇帝,竟改了十八次元。还有一个皇帝在一年之中改两三次元的。这样胡闹的纪年,倒不如索性没有纪年,还干净些。距今二十年以前,中国的明白人,看见西洋史上用基督纪年,觉得实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中国纪年的方法。如梁任公做的《纪年公理》,可以算是中国纪年革命的宣言书。自此以后,中国人就想出了几种新纪年的方法: (1)有人看见西洋人用基督纪年,就说:“这是他们用他们的教主来纪年。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们应该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康有为一派的孔子纪年。 (2)有人看见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纪年,就说:“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个皇帝,又是日本民族的始祖;他们拿他来纪年,却很合于爱国保种的道理。我们汉族的始祖是黄帝,我们该学日本人的办法,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民报》一派的黄帝纪年。 这两种新纪年,除了始创的人以外,别人也有用他的。此外还有主张用干支纪年的,却是只见此说,没有看见人用过。 又章太炎先生主张用“周召共和”纪年。他的意思,绝不是拿那二千七百年以前的“共和”两个字,来冒现在的“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