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情趣人生》·梁启超
一 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 汉朝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之类,大抵以作“赋”著名。最传诵的几篇赋,都带点字书或类书的性质,很难在里头发现出什么性灵。五言诗和乐府,虽然在汉时已经发生,但那些好的作品,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李陵苏武唱和诗之靠不住,固不消说,《玉台新咏》里头所载枚乘傅毅各篇,《文选》便不记撰人名氏,可见现存的汉诗十有九和《诗经》的《国风》一样,连撰人带时代都不甚分明。我们若贸贸然据后代选本所指派的人名,认定某首诗是某人所作,我觉得很危险,就令有几首可以证实,然而片鳞单爪,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所以两汉四百年间文学界的个性作品,我虽不敢说是没有,但我也不敢说有哪几家我们确实可以推论。 诗的家数应该从“建安七子”以后论起,七子中曹子建、王仲宣作品,比较的算最多,往后便数阮嗣宗、陆士衡、潘安仁、陶渊明、谢康乐、颜延年、鲍明远、谢玄晖等,这些人都有很丰富的资料供我们研究,但我以为想研究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却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两种条件。第一,要“不共”。怎样叫作不共呢?要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模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就这一点论,像“建安七子”,就难看出各人个性,曹子植子建兄弟、王仲宣、阮元瑜彼此都差不多(也许是我学力浅看不出他们的分别)。我们读了只能看出“七子的诗风”,很难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