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1947年1月10日，我到了新加坡。 当时的计划，是准备在马来亚逛逛三四个月，然后取道越南，把家眷接回北京，重整旧业。不料国际形势陡变，同时，中国的币值非常不稳，物价波动得很厉害。自己知道家里没有什么闲钱，回到国内，生活颇成问题，于是听朋友的劝告，就在新加坡住下去；谁料一住就是17年。有时把眼睛一闭，回头一想，17年前的事情，还不是像昨天一样了？ 初到新加坡，许多事情都看不惯，经过17年的磨炼，感觉似乎很迟钝，尤其终年都是夏的气候，使我这个记忆力极强的人，对于时间的追忆，有时也弄得模糊不清。 多年来，我最感觉苦闷的，就是学业不长进。虽然自己没有一天不看书，但此时此地书籍的限制，精力时间的浪费，无一不是和专门的研究工作做对头。这样下去，我恐怕也要成为道地的南洋伯了。 南洋伯虽可怜，但也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们在学问上让你三分，不过他们的富可敌国的财产，大可使王公大臣、名流学者肃然起敬，不知道向他们怎样低头怎样称呼才算合适：慈善家呢？教育家呢？政治家呢？社会事业家呢？ 坏就坏在我们这般读书人，拿不得重，举不得轻；算盘不会打，买卖不懂得做。具备南洋伯的外表，毫无南洋伯的实力。“驼子栽筋斗，两头不着实”。世间最苦痛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 学问做不成，发财又无望，无聊的时候，连控诉也找不到对象。人家来淘金，我们来挖泥；人家来享清福，我们来受闲气。这种遭遇，一般流落南洋的文人大概都已尝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