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汉奸是怎样造成的
《蛰居散记》·郑振铎
我为了暨大招生的事,到过香港一趟,住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因为教育部驻港办事处附设在蔚蓝书店里,我不得不常常到那边去,有时为了收寄信件,有时为了有事要接头。 这时在蔚蓝书店里办公的,有林柏生、梅思平、朱朴之、樊仲云几个人。除了林柏生,其他的人都很熟悉。 他们天天在蔚蓝书店会面,没有什么公可办,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发发牢骚,骂骂人,成了习惯。他们都是自命为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仿佛国家亏待了他们什么的。虽然他们各有“使命”在香港,但好像都未能满其所欲。抗战正在“白热”的时候,然而他们不谈那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自己的切身的事。 有一天,他们谈起,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谈相的人很高明,他们都曾找他相过,说的话很灵验。 “你何妨也去试试看呢?” 我摇摇头,并不去答理他们。“不疑何卜!” 再有一天,一位朋友,在某军里服务的,经过香港。他说,会相面。于是,他们这一批人,个个都要他相相。 他们说的什么“眉毛运”,“鼻头运”等等,我一句也听不懂。 他说,某某人近五十岁正走运,应该可以发达,某某人便大为高兴。 他说,某某人现正“走”着某某运,他也十分的有兴头。 “你为什么不也来相一下呢?”又是一次的邀请。 我实在觉得厌恶极了!我忍耐不住,便正颜厉色的说道:“为什么要算什么命,看什么相呢?我们国家民族正在与敌人作生死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命与国家的运命是分不开的。国家胜利了,我们的运命当然是不会坏的;万一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