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

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抵。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顾亭林《日知录》曰：“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乎？曾子曰：‘出词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词，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又引杨用修之言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又钱竹汀曰：“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词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堕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何则？ 周代之时文与语分，故言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