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五四后三十年》，与1983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八十年》的体例完全一致，书名也相呼应，它们是姊妹篇，也可以说是一部书的上下篇。 为什么一部书要分成两橛而不是一气呵成呢？因为许久以来，我们讲革命史固然是以“五四”为发端，讲近、现代史也是以“五四”为界标，近代与现代兵分两路，各守防地。近年，史学界虽然多已赞成把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在讲堂和论著中仍是两路人马，搞上段的下不来，吃下段的也上不去，要上下贯通还得有一个互助熟悉的过程。所以，“八十年”与“三十年”只好分作两期工程由不同的作者来完成。这将是史学史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也反映了我们在治学上有“划地为牢”的弊端。 近代史应该是1840—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过程，不这样，只写“八十年”，腰斩北洋军阀的统治而戛然中止，近代社会则好像悬挂在墙上的摆钟，没有归宿。 除了上述感知外，还有一层意思得说一说。几年前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玩笑地说：李新同志等在大治民国史，戴逸同志等在致力于清史，两家合龙，就会把近代史灭亡了。这不仅是清史的后期和民国史的全部在时间进程上取代了近代史，而且断代史一般比通史详尽，在内容上也会覆盖近代史，所以近代史有“亡国”之忧。要救近代史之“亡”只有一条，就是把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十年历史，作为一个过渡的社会形态来研究。这个社会，不管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别的什么社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