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现在拿来与读者见面的这部书——《中国经济原论》，就写作与出版的过程说，都算是相当难产。 民国二十九年我在国立中山大学担任高等经济学这门课程；顾名思义，当然需要讲得高深一点。我于是选定里嘉图（David Ricardo）所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作为讲授的底本。但一半也许因为同学原来所学基础太差，一半也许因为我自己解说表达的能力不够，我发现同学对于这门课程感到十分兴趣的并不很多。就在同时，我还担任有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这两科。读中国经济史的是四年级的同学，读高等经济学的亦是四年级的同学。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讲，我相信我讲里嘉图的经济学说，还应比讲中国经济史有较大的把握，但同学对后者表示的兴奋，却远较前者为大。我当时就感到，这原因，不当完全求之于里嘉图那部大著的难读难讲（以谦虚见称的里嘉图，当他把那部书拿去问世的时候，他竟表示：全英国是不是会有二十五个人懂得），而更应追问到：中国一般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学子，在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的限内，他是否有理解这样抽象的理论之必要，或者至少，他们所研究的抽象理论，是否能拿来同现实，特别是中国经济现实发生认识上的关联。由于这一种感想，我对于中国大学讲坛上，关于经济学以及一切有关经济学课程所采取的教材与教法，就感到大有革正之必要。我当时所写的，而放在本书后面作为附论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正是那种意念的具体表现。 在民国三十年，我还是担任高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