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劳农俄国的新作家

“昨天是大欺罔的日子——那是他的威权的最后一天。”俄罗斯劳农革命已经彻底的推翻这个“昨天”。我们在那“大欺罔时代”尚且看见艺术里放些光明——俄国大文学家诚挚隐痛的心灵之巨烛。难怪到了那世界史中斡天旋地的一天。——一九一七年十月——“劳动贫民的作家”高尔基要大声疾呼的说出这句隐痛久忍后的快心话来。他接着说道： “今天——可怕的日子，是报复那昨天的‘欺罔’的日子。” “平民久忍之后的爆发力毁灭了那腐败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再也不能恢复他的旧形式了。一切旧东西都已杀尽了么？还没有！那末，明天总是要杀尽的。”（高尔基之《昨天和今天》，一九一九年。） 一切旧的都已经过去，样样发露新的气象。文学艺术界亦是如此。固然在那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着那“可怕的”日子：自从柴霍甫以后，自从一九〇五年的高尔基以后，俄国文学的纤妙空灵，如象征派等类的作家，固然还有；然而他的“伟大”似乎已经损失了——也许就只科洛林科的“广爱”，足以略比前辈而已；新文学，在战时战后枉然力竭声嘶的呼号“改革”，其实往往只拘泥于形式方面。虽然，新的精神实在已经隐隐潜伏，乘着咆哮怒涌的社会生活的瀑流而俱进——我们可以看见那时的怪僻的“填补字典的”诗人，那时的极端个性主义的“未来主义”（Futurism）后来竟能助成新写实派的缜密活泼亲切的文体，助成歌颂创造力的社会的超人。 俄国劳农时代的作家之中，足以继那光荣的俄国文学，辟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