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五等爵

一 五等爵之说旧矣，《春秋》、《孟子》、《周官》皆为此说作扶持矣。然《孟子》所记史实无不颠倒。《周官》集于西汉末，而《春秋》之为如何书至今犹无定论。故此三书所陈五等爵之说，果足为西周之旧典否，诚未可遽断。吾尝反复思之，以为相传之五等爵说颇不能免于下列之矛盾焉。 一与《尚书》不合 《周书·康诰》，“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又《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召诰》，“周公乃朝，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顾命》[1]，“庶邦侯甸男卫。”郑玄以五服之称释此数词，而诂经者宗之，此不通之说也[2]。按五服说之最早见者，为《周语》上，其文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此言畿内者为甸，畿外者为侯，侯之附邑为宾，蛮夷犹可羁縻，戎狄则不必果来王也。盖曰王者，谓其应来王，而实即见其不必果来王矣。又战国人书之《禹贡》所载五服为甸侯绥要荒，固与《周语》同，绥服即宾服，而与《周书》中此数词绝非指一事者。若《康诰》、《召诰》、《顾命》所说，乃正与此不类。甸在侯下，男一词固不见于五服，而要服荒服反不与焉，明是二事。近洛阳出周公子明数器，其词有云，“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命舍三事命，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田男，舍四方命。”持以拟之《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