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一幕悲喜剧

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第一件虽是关于个人的私事，但是也脱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着五四运动以后的动向，打倒“吃人的礼教”，也是其中的一个支流，男女青年对于婚姻的自由权都提出大胆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家庭混做一谈，甚至相信理想的社会必须开始于理想的家庭！我在当时也是这许多青年里面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类的影响，于是我的婚姻问题也随着发生过一次的波澜。 我的父亲和我的岳父在前清末季同在福建省的政界里混着，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那时我虽在学校时代，互四运动的前奏还未开幕，对于这件事只有着糊里糊涂的态度。后来经过五四的洗礼后，对这件事才提出抗议。 我的未婚妻叶女士是一位十足的“诗礼之家”的“闺女”，吟诗读礼，工于针黹，但却未进过学校。这虽不是没有教育的女子，但在当时的心理，没有进过学校已经是第一个不满意的事实，况且从来未见过面，未谈过话，全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约，那又是第二个不满意的事实。但是经我提出抗议之后，完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毫不相干的两方家长固然大不答应，就是我的未婚妻也秉着“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情愿为着我而终身不嫁。于是这件事便成了僵局。但是因为我的求学费用，全由我自己设法维持，家里在经济上无从加我以制裁，无法干涉我的行动。在两方不相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