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江陵之政术（二）——吏治与用人

社会上议论的人，在人治和法治这两种政体每次都持极端的论调，误认为它是绝对不相容的；坚持人治主义观点的就认为法治容易流于刻薄寡恩的弊端，坚持法治主义观点的又认为人治难免舞文弄墨的嘲笑。其实就两者本是相辅而成，不可能有所偏废。因为人治的好处在于富有弹性，每次都足以补给法律治理的困境；法治的长处关键在公正无私，更足以弥补人治的短处。何况好的法律不能自行举用，只有靠人善于推行，才能获取彰显其几倍的功效；良好的官吏并非天生，只有依靠法律才善于守持，才能够恭敬职守。孟子所说的“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发生效力”就是如此。张居正深深地明白这句话的宗旨，因此他施政虽然一本法治的精神，而在吏治和用人上当然也是明察实效。他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的政治主张，在这里也就能得到具体的表现。关于这一点，《行实》曾经有如下的记述： 张太师……自从从政为官，刚直严厉坚守节操，不培植同党。参与执政后，就在官职内调整有无余缺，杜绝了行私请托的门路，告诫阉宦被人拜访一次也不要通融。众公卿都清楚他的孤高，不会因私事而干谒请托。……在官署的文武百官，以及挂职在官吏议事的人，就不扰乱法度，最终实现它的功效，不久纲纪就振作起来。心胸宽大气度允正，不喜欢精明苛刻，不因为一个人有个别的错误而抹杀他的大节，有人指责他细小的过失，搁在一边，不予过问；只是记住人的功劳不会忘掉，推许奖誉唯恐落后。各部门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