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

姜绍谟 在九年前蔡先生一百零一岁生日的时候，我曾写了《随侍校长蔡先生琐忆》一文，刊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一期。我见到和追随蔡先生比较迟，但是说迟嘛，在今天说起来，光阴迢递，年华逝水，也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于一九一八年秋季，考进北京大学法预科肄业，第二年就是五四运动。“五四”以后，蔡先生在校的时间不多，他常离开北京到欧洲各国开会或考察，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和蔡先生接触。 策划夏超起义归附中央的经过 一九二四年，我从北大毕业，仍然留在北平，教教书，暗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到了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那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因国民党人在北京很活跃，想要一网打尽，有下令通缉国民党人之议。在通缉的名单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是我和郭春涛兄，鲁迅的《而已集》中详记有被通缉者的姓名。因此，许多比较有钱的同志都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东交民巷我们是住不起的，于是我就躲到东城口袋胡同，同学许宝驹的家中，朝夕与许计议如何觅取机会，为国民党尽力。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浙江省长夏超（定侯），为人机警有大志，绝不甘心屈居孙传芳之下，如有机会，必可举义反孙。此时如有机会策动夏超反正，东南半壁，影响甚大。我知道马叙伦（夷初）先生与夏有深交，此时马正在杭州，若由马向夏进言，夏必可言听计从。我们两人定计后，当天晚上就到东交民巷西口乌利文洋行楼上，去看易培基（寅村）先生，把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