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廷对
《朱子》·孙毓修
方高宗之南渡也,中原失陷,父兄羁虏,虽有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为之将,而信用秦桧,抑战士之怒,不惜忍辱负耻,以与敌和。正人君子,始则力争之而不得,则相率归田里,而不复立于其朝。文公之父,亦以此而去。文公壮时,既志在求学,而未暇谈国家之大计,亦以朝政颠倒,尚非弹冠之时,宁沉沦于草野耳。幼学壮行之志,岂其一日忘哉。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子应诏上封事,略言: 圣躬虽未有阙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讼词藻,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中云:“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今敌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知义理之不可为,而犹为之,以有利而无害也。以臣策之,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顾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孑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厉,以图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