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暴风雨之前夕

二十六年春天（一九三七年），华北局势忽而非常平静；英记者勃脱兰（James Bertram）那时住在北平，曾经叙述过如次的感想：在远东，人们回想一九三七年的春季，宛如一个战争的鸿沟，划开和平与战争两时代的分野；正如大战的欧洲，回想到被人遗忘了的一九一四年夏季一样。在回忆上，很难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新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生；它最后的严重内部危机，获得和平解决，产生了全国团结的希望。而使中国人感到惊异的，是日本人对于这事，似乎也并不觉得怎样。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竟替代了以往东京和南京间的互相为难的情形。三月间，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了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并且作了很乐观的报告。据说，他们甚至建议把中国方面所认为显然不平的事，也要予以补救。这个亲善团和华北日本驻屯军之间，自然有一点暗潮，但这是可以调解的。关于这一点，最大的希望，是寄在温和派的（但在疾病中的）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中将身上。 说到在北平，从一九三一年以来，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现在对于这和平吉兆的光临，自然是十分感慰的。虽是日本的军部，是不会马上改变它的立场的。但是军人内阁总理林铣大将的倨傲态度，已被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外相上台抵消了；而且林内阁的寿命，也已经是有限的了。日本的温和派似乎可以重新得势；但是有经验的观察家已经在摇头了。 那年五月，勃脱兰从华北出发到日本去，临行之日，拉铁摩尔（Owen Lat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