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　甘英遗憾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 甘英的使团来到在今伊拉克境内的条支海滨，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口粮。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 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后来有人推测，安息人阻挠汉人西入大秦，是为了垄断丝绸贸易。 梁启超后来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经就此发表感慨，言辞十分深切沉痛：“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梁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骋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 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界的历史纪录。这一极点，在元明时代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 唐代诗人杜牧在《郡斋独酌》诗所谓“甘英穷西海，四万到洛阳”句中说到甘英的功业。“四万”，是指从汉王朝西境到洛阳的行程计四万里。 虽然甘英作为东汉帝国的正式外交代表对于越海远行的保守态度留下了永久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