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亦不易

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 （一）行易知难说的动机 《孙文学说》的《自序》是民国七年（1918）十二月三十日在上海作的。次年（1919）五月初，我到上海来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部书，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谈的话便是概括地叙述他的“行易知难”的哲学。后来杜威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中山谈的也是这番道理。（本书第四章之末也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大概此书作于七年下半，成于八年春间。至六七月间，始印成出版。 这个时代是值得注意的。中山先生于七年五月间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之职；那时旧式军阀把持军政府，中山虽做了七总裁之一，实际上没有做事的机会，后来只好连总裁也不做了，搬到上海来住。这时候，世界大战争刚才停战，巴黎的和会还未开，全世界都感觉一种猛烈的兴奋，都希望有一个改造的新世界。中山先生在这个时期，眼见安福部横行于北方，桂系军阀把持于南方，他却专心计划，想替中国定下一个根本建设的大方略。这个时期正是他邀了一班专家，着手做《建国方略》的时候。他的《实业计划》的一部分，此时正在草创的时期；其英文的略稿成于八年的一月。 他在发表这个大规模的《建国方略》之前，先著作这一部导言，先发表他的“学说”，先提出这“行易知难”的哲学。 为什么呢？他自己很悲愤地说：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