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我在《人权与约法》（《新月》二卷二号）里，曾说： 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知道他决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 这句话，我说错了。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他的《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了。 从丙午年（1906）的《革命方略》到民国十二年（1923）的《中国革命史》，中山先生始终主张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 但民国十三年以后的中山先生完全取消这个主张了。试看他公布《建国大纲》的宣言说： 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借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 他又说： 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 他又说： 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人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口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 这是中山先生取消“约法之治”的理由。所以他在《建国大纲》里，便不提起“约法”了。 《建国大纲》里，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