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在北京

鲁迅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那是1912年的事。民初那一段时期，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他有一回，在复许广平的信中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 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他的观点，带着很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那是很显然的。他自己的家乡，正在败落中的周家子弟，以及北洋派分崩离析所招致的动乱，在他的眼前，都是漆黑一团，这是他所以悲观的主因。他是期待着武力革命的新局势的到来，也和一般人一样，对国民党的建军革命，寄以希望的。（孙伏园说：“鲁迅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什么毁誉。”这也是虚无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