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

——《王映霞自传》代序 胡健中 郁达夫和我认识时，我年二十，尚在上海就学，他二十六七岁，已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经济毕业回国。我们经共同友人四川陈翔鹤之介缔交，一见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书堆中。他陪我去访问和他合办《创造》杂志的郭沫若，郭虽因翻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创作新诗《女神》，已很有名，而一贫如洗。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劈柴烧饭，经达夫略述来意，他便抱起尚在襁褓中名叫和儿的儿子和我们寒暄，并教他的日本妻子安娜和我们招呼，她含情带笑向我们深深一鞠躬。其时，有一面色铁青，傲不为礼的人默无一言地站在那里。达夫对我说，他叫成仿吾；翔鹤则附耳悄悄地说：“不要理他，我们都叫他Stone！” 事隔十余年，达夫因“左联”的牵累，偕夫人王映霞避居杭州。因杭州市长周象贤与杭州慈善机关负责人沈尔乔的协助，在大学路图书馆附近，建一住宅，取名“风雨茅庐”。虽然名为“风雨茅庐”，而渠渠华屋，不啻一个温柔乡。这时我已在杭州主持杭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的前身），是“风雨茅庐”的不速之客；我的家，也是他们夫妇联袂常临之地。我和达夫久别重逢，欣慰之余，作了一首小词送他，内容仿佛是这样的，我已记不清了： 十年离乱音尘断，喜再相逢，往事如虹，犹在长宵梦寐中。湖边茅舍神仙眷，枕帐春浓，豆蔻词工，忘了南屏向晚钟！ 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敲起来几乎全城都听得到。他们伉俪在杭定居后，达夫和我常在一起小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