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撰 简 言

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 中古史料全是文言，如翻作语体，稍不留神，即失去或违反原文之意义；而且无数名词，难以转俗，势不能不多插引号“”，文语夹杂，阅览时更增一层困难。 同时，不了解文言，就无法直接阅读古文；学生在高中之日，既多专攻语体，如大学仍不授以浅易文言，为之引导，则到将来自己阅读时候，必发生许多误解，展转贻累，为害不浅。近年学者，甚至旧日名家，圈点古书，往往失句，欲救其弊，是须预防。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规定：“各通史组都在讨论教学提纲，各断代史组都在讨论历史事件或历代人物。”本讲义之编撰，大致与此一规定相符，极力避免与通史之讲授相复，无使徒耗光阴，不裨实用。详言之，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 通史讲授，多浑括全朝，然有利亦有弊，其结果往往抹煞多少时间性。本篇编次，有时序或重点可循者，仍按后先叙述，不特求与通史避复，亦以补其所略。 苏轼称韩文起八代之衰，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