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民族自觉与国民革命

第一节 戊戌百日维新 鸦片战争后的海防运动，英法联军后的自强运动，都未能挽回中国的厄运，而甲午之战，我们堂堂大国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割地赔款，更肇瓜分之祸，这种奇耻大痛，还不应该促起民族的觉悟么？一般人感觉到国家的危险，都有翻然改革的意思，但不晓得怎样做法。士大夫是比较有智识的，自然居于领导地位，他们想西洋之所长，既在科学技艺，日本摹仿了，骤致富强，我们也摹仿了，为什么反不见效果？于是进一步想到政治、法律是国家的重要条件，倘若组织不健全，即使具备近代化的国防，也没有多大用处，何况旧制度根本就不能举办新事业呢？所以要救国非改制变法不可，于是甲午以后，“洋务论”一变而为“时务论”，虽仍以自强为目的，实则是一种民族自觉的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于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比国父大八岁，比梁启超大十五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具有士大夫阶级的传统。他的学问思想得力于同县朱次琦（九江）的教训最大。有为从光绪元年（十八岁）受业于礼山草堂，到七年次琦卒，又独学于其乡之西樵山者四年，这十几年功夫，他除预备科举的制义外，特别 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经世之学。因为朱次琦讲学，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以义理、考据、经世、词章为目，而其精神所贯注，完全在“经世”之学，和曾国藩的见解是一样的。有为虽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