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追求入党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946—1980年）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满堂同志和游绍柏同志，而长期领导我工作的却是任廉儒和董必武同志，可惜我入党时，他们已去世了。 我追求入党的35年，是党考验我的35年，也是下半生思想改造的35年。 抗战末期，我便清楚认识到，即使抗战胜利，国民党也不能治理中国，只有共产党才可以当此重任，于是我追求恢复共产党党籍。 我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人是任廉儒同志。而任廉儒同志又是我通过他的堂兄弟任逖猷（原名纯儒）的关系认识的，我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与任逖猷是同学。1927年，我同任逖猷又在郭汝栋的政治部一道工作。我与他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这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我一贯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9年还经袁镜铭的介绍参加共产党，因而与他也是同志。彼此相处得很好。就在这段时期，任廉儒同志常来涪陵，我与他经常见面。当时，党员虽是不公开的，但由于任逖猷的转告，我知廉儒同志是CY——共青团员，因而极愿接近他。以后，任逖猷离开涪陵。1930年，郭汝栋部又开赴湖北，我与廉儒同志就失去了联系。 1943年，我由抗战前方回到重庆，见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认为行尸走肉，不足以担当救国救民之大任。我乃千方百计希图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却未得门径。1945年5月，偶然遇到了任逖猷，他说他与党已断了联系，“就看廉儒是否与党有关系。” 事过两三天，廉儒同志果来临江门我的寓所相访。言谈之中，我又提起此事，廉儒同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