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二十年 （1950—1970年）

赴南京途中 * * * 我虽然在日本士官学校学过工兵，略知汽车路的坡度及曲半径等知识，但毕竟对交通不是内行，尤其挤罗崇富下去为副厅长，他虽毫不在意，但我内心总觉得很别扭，又不便直言对他说明心情。恰好1950年底中央军委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求我是否愿意去工作。我当即表示乐意去军事学院当教员，干本行业务，甚于在川南行署尸位素餐。郭影秋不强留，1951年初，用一辆卡车送我全家到重庆，还送了五十元路费。当时是低薪制，我任厅长，月薪才50元，这可谓是大礼了。 我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报到后，暂住在两路口招待所。任廉儒同志和赵力钧（当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交际处处长）同志都来看望和照料我们，并派一辆吉普车供我使用。 随后我将父母和妻子安顿在张家花园，又亲自打扫房屋，一时也忙得不亦乐乎。恰巧我的一个侄女郭相静也到了重庆，我就劝她参军，她不想参军，但她愿意偕同爱人去新疆支边，我鼓励她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并资助了她50元路费。她竟然很听我的话，夫妇二人不仅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大西北的建设事业，而且有一些卓有成效的业绩。 任廉儒和赵力钧同志在这期间又经常来鼓励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后不要太计较职位高低、利害得失，经得起考验才能恢复党籍。我自然听从，完全以这种精神在军事学院服务。 1951年2月我登上了赴南京的行程。在船上遇到一个战士，他自称赴青岛归队。我一细问才知道他是七十二军起义的士兵，他所在的部队已去青岛改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