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复旦大学（三）（1966～1976）

自从1957年担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以来，到1966年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到了应当进行总结的时候了。 从抗战年代起，我认识到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必须前进，断无同在一座大学，其他各系努力前进而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单独落后的道理。中国语言文学系负有两种不同任务：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过去要做出恰当的总结，同时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未来，要指明前进的方向，要懂得过去，也要认识将来。这就是说，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任务是“一身而二任焉”。不懂得过去，是搞不好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而不懂得将来，更不能使中国语言文学系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1957年复旦大学把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交给我的时候，我认识到责任重大。莲舫也认识到这一点，极力地劝阻。但是我感觉到把艰巨的工作推给别人是不合适的，因此我还是把这一项工作担负了起来。 要是说我对于复旦中文系有一些贡献，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会议。在1957～1958年之间，工作会议的支柱是我系的两位教研组主任，但是教研组主任是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范围而不是整个的中文系，因此提案的尽管提案，讨论的很少讨论，实际上只是会而不议，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变了，参加的人多了，中、青年多了，讨论展开了，一个结论推翻另一个结论。最后的决定经过一再的修改，我这主持会议的人竟记不清这是谁的提议。中文系的工作会议，切切实实地做到群言堂。假如把这座群言堂的树立认为是对于复旦大学的贡献，这确实是一项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