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抗战七年来之哲学［1］

谢幼伟 在烽火满天、四郊多垒之际来谈哲学，这是中国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国哲人的本色。王阳明在讨贼剿匪的时候，并不停止他的讲学，反而，他似乎还讲得更起劲。普通人也许以为哲学的思索，必在四顾寂寥，万籁无声的环境内，方能产生；但中国哲人则以为“境寂我寂，已落一层”。必境不寂，而我能寂，才算显出了哲人的本领。所以作者提起笔来谈“抗战七年来之哲学”，并不算希奇。我们不要以为这七年来的抗战，已把中国哲学的进展阻碍了。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 我说，“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也许有人会怀疑作者这一句话。有人会认为作者这一句话，未免过于夸张。但假如我们明了中国哲学的过去，明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同时又能把这七年来中国哲学界的主要译著，细心理会一番，我想他或可以同情作者这一句话。所以作者本文的任务，一方面在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略加说明看其优点何在，及缺点何在。另一方面才把这七年来中国哲学的过去和现在对比一下，即能显示作者这一句话是有根据的。 谈到中国哲学的过去，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但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哲学的过去作详尽的论究，而是要把中国哲学的过去所表现的主要特征作概括的叙述。这样便有简略的可能。 中国哲学的过去，其主要特征，作者认为第一在重体验或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