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知行合一问题

——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 由于《实践论》副题目标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自然会引导人们把它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它给了我们一些新启示、一个新钥匙去重新评论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宋明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的原来看法。 中国哲学史上对知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讨论并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当首推朱熹。朱熹对知行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把知行分出为二截，坚持知先行后。他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提出了有名的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后“笃行之”的步骤。他总认为学者应先格物穷理，后方能躬行实践。他生平所艰苦用力的工夫就在于“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一再地说：“义理不明，如何履践？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履践？也只是空！”他这种看法与程颐所说的“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强行者，安能持久？”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对于他这种把知行截然分为二事，然后又去求两者的结合或兼而有之的作风，我们首先应肯定两点：第一，他本人的确从他自己的生活里躬行实践了他自己的学说。他自己确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逐条实行，面面皆到。格物穷理与躬行实践，进学致知与涵养用敬，两方面他可以说是终身不苟地认真办到了。这种艰苦认真，求知与笃行并重的态度，今天也是特别值得人们重视的。第二，他的学说，尽管有许多困难和流弊（详下），在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