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11

第七会 五、六两会，大较皆讲政界自由。吾意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今由所已言观之，见历史及世界诸所有国，所操政柄，划然不同。甲国干涉者多，放任者少；乙国干涉者少，放任者多，此自自由之量言之者也。若自自由之品言之，则甲国干涉于丙，而放任于丁，乙国干涉于丁，而放任于丙，因而有各种政府之异名。然则执自由一物以衡较国家，终之乃得二别：其一于政治机关之疏密宽严见之，其二于政治机关所著眼轻重不同见之。若问以何因缘，而生此异？则吾于前会，业于第一别立之公例，大旨谓一国之立，若封疆难守，寇仇孔多，欲求自存，其政法不得不力为遒紧。譬如临阵砦堡，与平时城市之比，砦堡之中，处处皆法令所部勒，而城市不然。其故无他，正坐寇仇近耳。国处冲散之地，随时有见袭之忧，其政令安得以不严密？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此如申明门禁，夜行以灯诸令，皆我辈所亲历者，可取以证吾例矣。 由是言之，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患外忧之缓急为分。且各国风气不齐，其所干涉放任之端，往往大异。譬如宗教学术，此今日欧西各国，大抵放任者也，而古欧今亚，其干涉于此二事尤深。以其事之关于风俗根本，是以自由政制，初无定程，而必以时地为对待。夫刑律以自卫为起点，而政令亦以存国为旨基。宗教岂不欲放任，然必国防既周，民智既进之时。不然，则即取宗教而干涉之，亦是国家天职。诸公倘以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