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10

第五会 西国学堂，每讲政治，浅学之人，多嫌沈闷，必待论及民权自由，听者始有兴会。使西国如此，其于吾人可知。况近岁以来，士大夫喜闻新异之说，一若旧法无可复陈，必其咸与维新，吾国庶几有豸，则无怪其崇拜自由如此也。独惜政治所明，乃是管理之术。管理与自由，义本反对。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并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 案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自不佞所知者言，只有扬雄《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语，行病对举。所谓行者，当是自由之意。舍此而外，不概见也。且中国治世，多在纲举目张。风同道一之时，而黄、老清静无扰之术，间一用之，非其常道。最可异者，近世新学之士，一边于西国自由之说，深表同情；一边于本国黄老之谈，痛加诋毁，以矛陷盾，杳不自知。笃而论之，此等论家，于两义均无所知而已。西人之言治也，谓政府初立，惟恐机关不灵，不灵则政不举。及政举而机关灵矣，则又虑其权力之太大，侵夺个人自主之权，使一切皆听命于政府。当此之时，使暴君酷吏乘之，使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