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

隋唐以后，私家修史之风日杀，而设馆官修之史，代之而兴，其因有二，已具述于上章。然尚有未及尽详者，一为远因，如后魏崔浩之以修史受祸；一为近因，如隋文帝之诏禁私家修史是也。后魏于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记而条例未成。太武时，诏崔浩等重撰国书，又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叙述国事，无隐所恶。及修史成，浩遂刊石以示行路，后为人所讦，坐夷三族，同坐死者，百五十有八人，是时并为之废史官。后人鉴于崔浩受祸之惨，遂相戒不轻作史，如韩愈即其一例，一也。自汉献帝建安中曹操执政，始禁士大夫刊石树碑，以戒矜榜，晋宋皆因之(《宋书礼志》)。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遂下诏曰，民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又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时有文表华艳者，至付有司治罪，沿至唐代，寝以成俗。南宋高宗时，秦桧主和，有私史之禁，李焘尝以作史得罪，桧死，禁始弛。宁宗嘉泰二年，韩侂胄执政，复有私史之禁，凡事干国体，悉令毁弃(《建炎朝野杂记》甲六)。明季私史颇盛，而清初文士，每因修史受祸，私家作史之风，为之益替，二也。然唐宋以来，私家修史之难，虽有多因，不尽由于畏祸，自斯以后，遂分两途：一则纪传体之正史，多由官修；一则编年体以下之别史、杂史，多出私撰。盖有志修史之士，于纪传体之正史，既由形格势禁，艰于执笔，不得不转出他途，以展其伟抱宏才，故近世私史之多，亦无惭于古人，第多非纪传体之正史耳。兹于本章综述官修诸史，以明本末，而私修诸史，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