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灯

离开北京，是去年四月底边。那时候的心里的绞榨，曾在一封信里写过，读这篇东西的人，大约总知道得很清。当时的决心，“教书的地位，当然是丢掉，就是老婆儿子，也不能管，最后丢旧书，又最后也可以丢生命。” 那时候，朋友爱牟远在日本，芳坞想去南方，“若前后接得上，就赶往上海去喝它几天酒，什么它妈的，都破它一个坏，弄得好便好，不好也不要紧，九九八十一，总该把我自家的颜色来辨一辨清，做人不是做梦。” 这前后，同幽灵似的附在我的身边，深更夜半，上德胜门里北衙门桥上买几瓶啤酒来喝，喝干之后，再往什刹后海的南岸北岸，乱跑乱跳乱叫，或白天去天坛坐一天，将晚四五点钟，上馆子小喝，进戏院听到一两点钟，出来再喝再讲话再走到天明的是四川的陈逸生。 正在这时候，银弟取名柳卿，上捐在百顺胡同的长乐接客了。 我并不说她美，也不说她有什么可爱，总之前年初到北京的时候，穷极苦极，无聊无赖之际，善心的一位朋友——这朋友姓钱，当然也很可怜——想救我登岸，带我常去的，是西大森里，银弟在那里当“度嫁”的春浓处。 沧海曾经过来的，看这些东西，自然只觉得无聊，又加以当时袋里没有钱，身体萎萎缩缩，几个半红半黑的小窑子，她们不来睬我，我也犯不着睬她们，算什么一回事。去去就去去，揩揩油，坐坐，光着眼看看，也好。一个月不去，不去就不去，在家里坐着，烧烧烟卷，买一点白干喝喝，也好。 以这样的态度，上春浓处去了四五趟，中间来和我攀谈，我也和她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