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诗的出路

读了两期诗刊，引起一些感想。这些感想也不全然是新的，也不全然是自己的。平常自己乱想，或与朋友谈论：牵涉到中国诗，总有好多不同的意见。现在趁读完诗刊的机会，将这些意见整理一下，写在这里。 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但诗不是哲学的工具，而新典故比旧典故更难懂：这样他们便失败了。 第二期自然是胡适之先生及其他的白话诗人。这时候大家“多半是无意识的接收外国文学的暗示”，“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诚如梁实秋先生在诗刊中所说。 第三期是民国十四年办晨报诗刊及现在办诗刊的诸位先生。他们主张创造新的格律；但所做到还只是模仿外国近代诗，在意境上，甚至在音节上。模仿意境，在这过渡时期是免不了的，并且是有益好。模仿音节，却得慎重，不能一概而论。 音节麻烦了每一个诗人，不论新的旧的。从新诗的初期起，音节并未被作诗的人忽略过，如一般守旧的人所想。胡适之先生倡“自然的音节”论（见《谈新诗》），这便是一切自由诗及小诗的根据。从此到闻一多先生“诗的格律”论（见《晨报·诗刊》），中间有不少的关于诗的音节的意见。这以后还有，如陈勺水先生所主张的“有律现代诗”（见《乐群》半月刊第四期）及最近诗刊中诸先生的议论。这可见音节的重要了。 中国诗体的变迁，大抵以民间音乐为枢纽。四言变为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