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新诗等等

近年来新诗的气象颇是黯淡。一年前我曾写《新诗》一文。上篇已刊在《一般》杂志上；在那里面，我叙述新诗的历史，并略说明暂时的冷落，未必即足制新诗的死命。下篇本定申说这后一层意见；但这要说到将来的事，而且近于立“保单”，未免使我为难。所以踌躇着，终于不曾下笔。 有一回和平伯谈及，他说从前诗词曲的递变，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如绝句的歌唱有了泛声，后人填以实字，便成为词，就是一例。先有乐曲的改变，然后才有诗（广义的）体的改变。至于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说的“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故循而作他体”，还是第二因。平伯说将专写一书论此事。他又说新诗的冷落，没有乐曲的基础，怕是致命伤。若不从这方面着眼，这“冷落”许不是“暂时”的。 我想平伯的话不错。但我很奇怪，皮黄代昆曲而兴，为时已久，为什么不曾给诗体以新的影响？若说俚鄙之词，出于伶工之手，为文人所不屑道，那么，词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样，何以会成为文学的正体呢？我不能想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皮黄文句太单调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它们有新体诗的资格吧？据我所记得的，只有钱玄同先生，在从前的《新青年》里，似乎说起过皮黄戏的文学价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见。他可也没说皮黄可以成为新体诗。而从历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黄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乐曲，确乎应成为新体诗；若它们真如我所猜，没有具备着这种资格，那么，文学史上便将留下一段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