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公诲我，我负费公

1970年的夏天，我因友兼师余英时教授的推荐，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于6月全家迁居于麻省剑桥，自此有机会与所长费正清教授接近。 费教授是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开山老祖。我在密歇根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早闻大名。他的一部名著《美国与中国》也给我大开眼界，读此书才知道美国政坛新闻界与学术界对中国有一段共识之由来。况且我作博士论文的指导者余英时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也都是费先生门前桃李，于是我也和很多其他学中国历史的一样，自分只是“三等僧众”，以能与大师直接接触为幸。 也真料不到费先生真能谦恭下士。1970年的夏天，天气奇热，研究所所在的柯立芝大厦的砖墙正当西晒，当日尚无冷气设备。一天下午，我独自在一间研究室里解衣宽带赤足。突然有人敲门，仓猝开门，迎面竟是费公（和他接近的研究生都如是称他，一班学生则将他两个名字颠倒，呼之为King John）。我还没有去拜访他，他倒先自我介绍：“I’m John Fairbank．”同时他又带来门下一位博士候选人居蜜女士。居小姐研究明代社会史。费公就和我说：“你对明史既有心得，不妨给她指点。”所以我未行弟子礼，倒已先被作幕上嘉宾看待。 在美国学术界讲我有如“非科班出身”。因为弱冠期间刚入大学，随即投笔从戎，以后在部队里待下十余年，体验过扪蚤吃狗肉各段经历，也曾装腔学做粗线条的硬汉子。自是再回头念书，也免不了在很多地方支吾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