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守时节约运动

《闲人杂记》·连士升
新加坡的守时节约运动是亡友郑惠明先生提倡的。 郑先生担任新加坡华民政务司帮办多年。在民选立法会议会以前,亚洲人在当地政府里至多仅当帮办,没有机会独当一面,所以郑先生的官职,在从前的新加坡社会中算是很高的。 郑先生是个道地的基督徒,公余之暇,努力于华人青年会事业。目前在安顺律海滨的百万元新会所,就在郑先生担任会长期间奠定基础,并且亲自筹募几十万元的基金。 记得三年前,郑先生发起守时节约运动。这种运动在华人社会里特别重要,所以他不管人家是否会给他以全力的支持,他仍旧努力进行。 从旧社会出身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守时节约这事情不大注意。久而久之,甚至养成不守时和浪费的习惯。 例如开会或赴宴,原定的时间为下午7时,但有些人故意要排架子,等到全体客人到齐后,才姗姗来迟,表明他很够“面子”。不知道为顾全一个人的“面子”,其余客人须浪费多少时间。 我常觉得,欧美人士,因为受工业化的洗礼,对于时间的观念十分浓厚。他们对于业务有关的会议要守时,参加某一社团的会员有按时到会的“义务”。假如因事不能赴会,须预先打电话或用书面通知。事实上,其他已到会的会员,只要时间一到,他们便自动开会,用不着“恭候”那些应到而未到的会员。在这种情形下,故意姗姗来迟的冒牌要人,不但得不到“面子”,而且还是个大丢脸的事情。除非因病或因事不能出席外,谁都要准时出席。 谈到节约,这对于华人社会尤为重要。住在马来亚,甚至南洋各地的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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