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日之战以后，明白时势的人都知道中国有改革的必要。这种觉悟产生了一种文学，可叫做“时务的文章”。那时代先后出的几种“危言”，——如邵作舟的，如汤寿潜的，——文章与内容都很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趋势。到一八九七年，德国强占了胶州，人心更激昂了；那时清光绪帝也被时局感动了，于是有“戊戌变法”（一八九八）的运动。这个变法运动在当日的势力颇大，中央政府和各省都有赞助的人。但顽固的反动力终究战胜了，于是有戊戌的“政变”。变法党的领袖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谭嗣同与同志五人死于政变，但他的著述，在他死后仍旧发生不少的影响。康有为是“今文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等书，在这五十年的思想史上，自有他们的相当位置。他的文章虽不如他的诗，但当他“公车上书”以至他亡命海外的时代，他的文章也颇有一点势力，不过他的势力远不如梁启超的势力的远大了。梁启超当他办《时务报》的时代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 严复，林纾是桐城的嫡派，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桐城的变种。谭嗣同的《三十自纪》（《文集》中）说： 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嫥壹之士，稍稍自慙，即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