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
太平天国之乱是明末流寇之乱以后的一个最惨的大劫,应该产生一点悲哀的或慷慨的好文学。当时贵州有一个大诗人郑珍(子尹,遵义人,生一八〇六,死一八六四)在贵州受了局部的影响(咸丰四年,贵州的乱),已替他晚年的诗(《巢经巢诗钞》后集)增加无数悲哀的诗料。但郑珍死在五十八年前,已不在我这一篇小史的范围之内了。说也奇怪,东南各省受害最深,竟不曾有伟大深厚的文学产生出来。王闿运为一代诗人,生当这个时代,他的《湘绮楼诗集》卷一至卷六正当太平天国大乱的时代(一八四九——一八六四);我们从头读到尾,只看见无数《拟鲍明远》,《拟傅玄麻》,《拟王元长》,《拟曹子建》……一类的假古董;偶然发见一两首“岁月犹多难,干戈罢远游”一类不痛不痒的诗;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诗。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都是因为这些诗人大都是只会做模仿诗的,他们住的世界还是鲍明远,曹子建的世界,并不是洪秀全,杨秀清的世界;况且鲍明远,曹子建的诗体,若不经一番大解放,决不能用来描写洪秀全,杨秀清时代的惨劫。王闿运集中有一八七二年作的《独行谣》三十章(卷九),追写二十年的时事,内中颇有大胆的讥评,但文章多不通,叙述多不明白,只可算是三十篇笨拙的时事歌括,不能算作诗!我不得已,勉强选了他的《铜官行寄章寿麟题感旧图》一篇代表这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人: 铜官行 (寄章寿麟,题感旧图) (适按:此诗无注,多不可通。章字价人。曾氏靖港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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