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与科学

《习惯重于方法》·胡适
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科学初到中国的时候,没有相当的译名,当时的学者就译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大学》里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没有说明“格物”是什么或是怎样做。到了宋朝,一班哲学家都下过“格物”的解说,后来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的界说。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解说是程子(程颐)、朱子(朱熹)合作的。他们说,“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物的理。朱子说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即(就)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 这确是科学的目标,所以当时译科学为“格致”是不错的。 有人问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范围,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说: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就是近代科学的研究范围也不过如此。 程子、朱子说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们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只要积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贯通的日子。 程子、朱子确是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何以他们不能建立中国的科学时代呢? 他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程子的大哥程颢就曾说过“玩物丧志”的话。他们说要“即物穷理”,其实他们都是长袍大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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