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

自汉以后，中国学者研究学问的方法约有三途：A. 遵守师说，后唐经师概走这一路（唐代风气已稍变）；B. 自心体会，宋明道学家概走这一路；C. 搜求证据，清代考证家概走这一路，清儒自称为汉学，以与宋学相对抗。实则清儒走的路径，汉儒哪里梦想得到。汉代经师最固陋，最没见解。他们只会抱残守缺，传诵师说，自己毫无新发明。师说有不通处，则穿凿附会，直讲得不成文理。这种记诵章句之学，全是随着旁人脚根走，把自己灵明都锢蔽了。大抵西汉经师守师法最严，东汉门户渐破，魏晋以降则更开放，直到中唐渐敢自出手眼。但大体上说，从汉至唐的经师们，总偏于传诵前人成说一条路。他们以师说为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论其流弊，则为忘己而徇人。及宋代道学兴起，诸大师皆自接孟子统绪，得千圣不传之秘。他们不仅要超唐越汉，即孔门诸子亦多不放在眼中。他们的治学方法是体认或体会。自证，自悟，自得，一切反求诸己。陆王一派，更趋极端，他们专凭本心，“心之精神是为圣”，“人人心中有仲尼”，圆满具足，无待外求。到了明末，几乎人人都立一个宗旨，竟有人敢说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了。他们尊重自我，以己心为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颇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但其流弊则溺于主观的冥想，而疏于客观的考察。最后考证家出来了。他们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既非师说，又非己心，而是客观的证据。他们尊重古说而非墨守，敢标新义而非武断；有宋明道学家的大胆而去其空想，有汉代经师的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