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又真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应如何评定杜甫的这一组诗的创造价值？ 我们观察杜甫的诗，在他写某些诗的时候，他确乎自觉地怀着一种创造的意识。然而他的创造的意识最初可能只在诗的体裁上面，他要把诗的体裁扩大，他要诗能够无所不包，在诗里什么东西都写得下去，很自然所谓诗还指着五言古诗（包括乐府），从汉魏六朝以来一直发展着的主要的诗的形式。杜甫之所以怀着这种对五言古诗的创造意识，虽然他下笔时是着重于体裁，而逼得他非把体裁扩大不可的，又正由于他的诗的思想范围大，不是过去的简单的五言古诗所能包容得了。他的思想内容是他的时代要他反映的，他自己最初并没有意识着他的诗里表现的东西与前人有怎样的不同，——他还认为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哩！他确乎只在诗的写法上注意了创造性，他认为应该把诗的体裁扩大。有一首是最特别的，就是《兵车行》，诚如旧日说诗的人所说“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也就是说杜甫写《兵车行》的时候并没有把古人的诗放在考虑里，他迫不及待地替人民说了话。若他写《赠韦左丞丈》的时候，便有意创造诗体了，他要把在散文里所能说的话在诗里都能说，而且说得更急迫。《自京赴奉先咏怀》体裁上属于《赠韦左丞丈》一类的有意的创造，内容上则是迫不及待，诗人自己并没有意识着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唐代天宝之际应该有这样的反映，以及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反映。到了写《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