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与学潮

自国难危急以来，尤以十一月廿七八我国向国联提议所谓锦州中立区的电讯传播遐迩，继之以施肇基代表向国联提议天津共管及外长顾维钧向日使开始直接交涉等等电讯相随而来之后，国人无论男女老幼，无不骇汗相奔告，其愤慨之情绪固不以青年学生为限，不过青年情感特盛，且以较有组织，易于团结行动，国难中的学潮乃愈有风发云涌之概，故此次学潮谓为全国人民在民族意识及救国热诚中之一种激流怒涛，未尝不可；明此背景，则知欲解决学潮，决不可仅注目于学潮本身，而当从根源之处作釜底抽薪之计，即在居高位而应负解决国难之责者，乃至各界领袖之应负责督促政府应付国难者，皆能肩起责任，勿令在学青年徬徨不安，忧虑国事。必从此根源方面着手，始有解决学潮之可望。故记者在本刊第五十期，对冒风雪忍饥寒之请愿学生，“深痛于应负当前责任者之未能尽其职责，反使不该遽负当前责任者之不得不投袂奋起”。颇闻教育最高当局对记者此种态度颇致不满，但记者至今仍深信学潮之所由起，乃“应负当前责任者之未能尽其职责”之反应，否则学潮何以不紧接九一八发难之后，而独风起泉涌于两月后外交乞相日露与抵抗一无决心之后？十一月一日朱庆澜诸氏电顾外长诘问，顾回电犹模棱吞吐，后来各界闹得更凶，反对更烈，学生举动更使当局麻烦，然后政府对于中立区共管直接交涉等等始有决绝否认之表示，而关于中立区则易其名为缓冲地带，天津事件亦隐约指系张学良所发动，如此拖泥带水，安怪最初民众之不怀疑与惶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