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离渝前的政治形势

《患难余生记》·邹韬奋
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如把政治的进步当作“曲线图”来看的话,那么可说这“曲线”是开始渐渐向上升,取径尽管迂回曲折,而渐渐上升却是事实,而其主要的象征或经纬则为团结和民主。如我上面已经说过,中央和西南似乎箭在弦上的内战危机得以消除了,国共内战亦得以结束了,全国团结御侮的局面由是建立了起来。这是关于团结的象征。在全面抗战初期,政府即迅速在南京成立国防参议会,延揽抗日各党派的若干领袖参加,共商国事,虽规模简陋,但用意是要向民主的初步走去,却是一种好现象。到武汉后,规模更加扩大,内容更加充实(比较国防参议会而言),成立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这是关于民主的象征。 当然,所谓团结并不限于内战的消弭与停止,所谓民主亦并不限于国民参政会一个机构,凡是关于民众运动(包括民众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关于文化活动(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教育政策及态度等),都随处和团结及民主发生关系。当时邵力子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对于文化的政策和态度,的确较后来的开明得多了。 所以我说那时的政治“曲线”是渐渐向上的。但是我也说过,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线”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渐渐往下降了。至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后的数月间降到最低度,在妥协阴谋派大有重新扩大内战以破坏抗战的企图!(后来如何避免了这惨剧,下文要说到。) 自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起,至一九四一年的四五月止,这三四年间的一段有关中国政治“曲线”升降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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