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流亡

这本书是在流亡的病苦中写的，所以我首先想略谈流亡。 我这个人就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很富于流动性似的，好像是很好动似的。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从上海做出发点，由大西洋流动出去，于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动回来，在地球上刚刚环绕一周，流动了这么大的一个大圈子！随后十年来，除和几位救国会的同志在苏州略尝铁窗风味不能算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乐此不疲似的！流亡包含流动，在实际上我很怕流动。 我怕流动，倒不是因为我懒惰。 第一因为我的职务关系。我差不多出了学校就踏上编辑之路，编辑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国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真正认真办事的机关往往事多人少，不易离开职守。我虽怕流动，在职务上需要流动的时候，也只得流动流动。例如初期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职业指导股主任的时候（当时该社主任黄任之先生，主任之下分股办事，我不久即改任编辑股主任，主持《教育与职业》月刊，职业教育丛书，后来专办《生活》周刊），就为着职业指导运动，偕同杨卫玉先生（当时任该社副主任）跑了十来省的路，不过比较都是短程，而且是交通便利的区域。 第二因为我有晕船晕车的毛病。这种毛病虽不算很利害，但有时却也够麻烦。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事时，有时因该社在南京开年会，有时因演讲（当时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每设有职业教育组，请职教社同人任讲师），我临时由火车偕任之先生于晚间赶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