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四十一 元祐五年（庚午，1090）

起哲宗元祐五年四月盡其月 夏四月丁酉，詔龍圖閣直學士鄧溫伯兼侍讀、提舉醴泉觀，其新除翰林學士承旨告繳納。溫伯告命既出，言者論駮不已，故有是詔。王巖叟又封還詞頭，奏曰：「臣昨封還溫伯除翰林承旨詞頭，伏奉指揮，令以次舍人撰詞。臣以所言無取，兩乞罷職，未蒙俞允。今日別承溫伯改除侍讀詞頭，臣不敢輒行。緣臣本論人才之邪正，不爭名職之高下。伏以陛下富於春秋，方以進學為急，正當選擇正人，日侍經帷，以輔養聖德之時，而進佞邪以置左右，正人懼焉。書曰：『昔在文、武，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荀卿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蓋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夫僕御之官，微賤者也，朝夕左右，給役事而已，恐其一言或邪，遂誤君德，猶必用正人，況勸講之臣乎？庶士猶知近中正而防邪僻，況萬乘之主乎？溫伯姦邪，事跡猥多，不能徧舉，舉一事陛下親所見者，以為明驗。垂簾之初，陛下下詔求直言，欲以知天下之事，而溫伯草詔，陰合姦臣之意，陽承陛下之旨，名為求言之詔，實乃禁言之書，使天下無一人敢應詔者。逮司馬光具以此意陳於陛下，別作詔文，於是天下之情始得以上達。姦邪如此，豈可令侍言帝幄，豫親近之列乎？臣粗知愛君，何敢奉詔？伏望收還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德，獲允至公之論。」貼黃稱：「元豐八年五月五日，下詔求直言，乃是兩宮盛德之舉，惟溫伯與蔡確協謀蔽塞，顛倒其說，將求言之詔，陰藏六事，為距言之文。若非司馬光極口論列，乞行別草詔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