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高陶致大公报函记者阁下：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萎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先生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罔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日汪双方谈判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徙，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先生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此为国家存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走港，离沪时曾嘱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他各友，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国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整…